何光顺（广东）

　　李永才的诗苍凉，安静，充满着禅韵和哲意，就像隐于深山或闹市的居士，冷眼旁观着这红尘，风云变幻，沧海桑田，都在他的心底谱写成了新的音符和乐曲，不是激烈的，悲壮的，而是如山涧之花自开自落，一任时序蹉跎，如山谷里的溪水流过幽暗，流过岩石，坠落深潭，而后被光照见，目睹晨曦和晚霞，嗅见花香和草地的气息，听见百灵鸟和黄鹂的歌声，感觉欢乐和悲伤，世间的一切都产生了应和、共感和关联。无论时光多么漫长，道路多么遥远，诗人敞开的空寂之心，都让人间的偏执消解于无形。

　　“当我重返，这个固执己见的时代/在我的眼前：浊浪起伏”（《漫长，或者荒疏》），诗人对于这人间偏执固执的消解，是去经历和体验后的消解。“在人间，每一个阴暗角落/都是一个剧场”“夸张的剧情，可以引来/某些遥远的事物/就像这执着的人间/每一次阳光来临，都比一只麻雀更加肆无忌惮”（《人间剧场》），在极富隐喻和象征的书写中，时间性的三重维度被消解，没有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区分，生命的存在被引向了恒在久远，不再有确定所指的对象，也没有确定的抒情主体。“孤寂的日子，像午夜的剧场/被每一个自我定义/难言之处，向谁述说？”（《向谁述说》），午夜是跨越零点的时刻，是一个昼夜的完成，向另一个昼夜的转换，完成也是清空，是趋于空无，是无法定义，因此又可以被所有人重新定义，“这些虚无的言辞，适合在一个好天气/向一只孔雀，缓慢展开”（《向谁述说》），诗人之言，就是在清空而入虚无中，重新绽放诗之花朵，也是黑夜之花和光明之花。

　　黑夜和光明是统一的，就像诗人述说得“消散”与“存在”是统一的，“比如，一场从容的落叶/随风而逝。事易时移。/或许消散，是一种合理的存在”（《消散与存在》），觉悟这矛盾或悖论的自然转换，那近于草木之心便能泰然任之，“该散去的，就让它散去吧/我的巷子，已垂垂老矣/相对于早晨的阳光/我更接近于，傍晚的暮色”（《消散与存在》），存在、时间、虚无，或许本来就是同义，它们构成生存之基底，当诗人说，自己更接近于暮色，在消散中入于存在之时，他便从事物的纷繁和复杂中超脱，趋近了世人们常常放弃和惧怕的黑暗和无常，他读月光，他读万水千山，读一场雪，读淅沥的雨声和自由的时辰。

　　自由的阅读穿行于万物的脉络，诗人总是在消解和重构语词和生命的秩序，“我无意于叙述/这个周末的不确定性”（《天气尚好》），“无意”，是一个关键的词眼，只有无意，才能跟随事物的不确定性，才不至于刻舟求剑。“世事如麻，谁也理不清/如果漫山的枫叶/止不住一个深秋的灿烂/我愿以一场大雪/为它洗地浇花”（《在河流的那边》），有如庄周的大觉，一任人间的是非之自行，何必去清理，彻底地清理，就是在空地上重新生长。世人都沉陷于语言的能指和所指的复杂纠缠，“在世人面前/少了一个符号，或许就会/丢失一个王朝”，只有诗人才回到了事物本身，“在湖畔，就让我看见湖畔/而不是雕像”（《湖畔的逻辑》），多少人的鲜血为他们自造的偶像所流尽，却不能再看见湖畔的杨柳和清澈的湖水。

　　读着李永才的诗，我会丢失李永才这个名字和符号，或者曾经见到过的他的本人，而入于纯粹之诗，看见的是那入于草木水月和鸟兽虫鱼之心的悠然淡远和苍凉况味。“鸟类的椅子，坐在一排竹筏上/坐着一个天堂的歌手/无论以何种方式弹唱，桥下的流水/都自成节奏”（《鸟类的椅子》），万物互不相扰而各行其是，就是纯粹之诗所要咏唱的节奏。不免让人惊讶，李永才是读着波德莱尔、艾略特、瓦雷里、华兹华斯、爱伦·坡、霍桑、史蒂文斯、里尔克、狄兰·托马斯、威斯坦·修·奥登、帕斯捷尔纳克等欧美诗人作品的诗歌成长的，但他对于这些西方现代性文学经典的吸收，是完全东方化的，是真正经过了自己的播种和浇灌，长出了东方诗歌或汉语诗歌的肉身和灵韵。这种当代汉语诗歌的灵韵，既承自古老的庄禅传统而来，又能隐约发现其所折射的现代性的精神品质。诗人深深地体会着现代性的深渊和虚无，却又让这无根的现代性在重回本原之深渊中获得拯救与重生。

　　于是，诗人回到远古，回到唐朝，回到杜甫的草堂，“从古至今，有多少佳人/与你擦肩而过/唯有一只，来自北方的春鸟/从你的心上飞走了”“江流千古，有多少佳人/曾细语斯楼”“此时此刻，西蜀的草堂/满园锦绣。不留一丝杂念”（《望江楼上》），诗歌实际并不写历史，它不是史书那样去记述过去之事，诗歌消解时间的过去或时间的三维，而只写永恒的现在，或者说，是写作现在的在上性，是将过去、现在、未来统一于绝对的存在的真理言说，诗歌只表现唯一，而不叙述事件，或者说，所有的事件，都被诗歌引向当下在场的无时间性觉悟，“不留一丝杂念”，就有如《红楼梦》或《石头记》里所写的“落了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最高的回归不是回到时间或历史的过去，而是超越时间以进入至高的神圣，那是波德莱尔所说的纵向应和，这纵向应和是在世者与纯粹者或神圣者的应和，它让生命有了向上的超越，而这也是不可思议的超越，是石头的梦。

　　“时间与村庄，与郊外的生活/是如何相遇？”是对于这样一种超越的发问，诗人对这种超越之问的回答，就不是指向人间的事物的彼此关联，而是指向了至高的信仰，“只需要一个下午，一个四月的小镇/我在它的肌肤里/寻找到一种古老的信仰”（《湔江之水》），这里，诗人并非是在写一个物理的时间或生活的体验的时间，而是一个神圣的时间，时间的非时间性尽行呈现，“在阳光的叫声里，体验自我的存在/也许不需要更多的意义/自然的分寸，就是最好的交流”（《湔江之水》），这不再是波德莱尔在面对现代性的瞬间与永恒的断裂时的书写，而是一种“现代性-缘域”的生成，确然不再有古典世界的单纯或农耕经验的稳靠，然而，在东方文学的传统里，诗人李永才找到了化解欧美现代性文学之荒芜体验的道路，那就是东方文学精神的因缘里的性空和自心，亦或者本心，“在丛林的深处，每一片葱茏/都包含万物的善意”（《湔江之水》），这有着庄子的“道无所不在”或佛禅的“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的意味，它以一种灵韵穿透了现代性的荒芜，而生成当代汉诗的缘域之境。

　　不可言说，不可命名，不可限定，李永才的诗篇，成为当代汉语诗歌界不断从空间上和时间上进行双重消解以朝向无名之地的写作，我在他的写作里看到了“南方”的出现，而这也是我在即将出版的《南方诗论》里所说的“南方，一个未被命名之地？无限的未知和可能？”，永才的诗在追逐着南方，“一切向南。那些奔跑的事物/除了江水、列车/还有你追我赶的树木”，“继续向南。在更远的地方/城市的表情，那么冷/那么淡。像不知深浅的季节/你如何与它，高谈阔论？”（《南方的水锈》），南方，究竟在哪里？我们又如何抵达？化作一只鸟，或不带任何行囊的远游的觉者，在无所待中进入空无之地？

　　“北方的大雁/说来就来，从千里之外/比一场大雪，更具观赏性/为了一个温暖的日子/秋风把一片自由的阳光/打印在我的窗外”（《自由的雁阵》），我虽然已经认真读完了李永才兄精心结撰的《与时光伦理》的诗选，但还是为自己在写作中思绪从空无到生长再到与诗篇的遇合而时时感到喜悦，我并不把自己这篇写作看作一篇批评，而是视为清空的心灵在空无之地的神奇相遇，当我谈到南方，就发现北方的雁阵来了，它之于我，我之于它，都没有任何目的性，一种彻底的无用性和观赏性，被呈现。这是真正的自由，让自己归于无用，不被现代性机器大生产工具化的无用，让诗人也让我发现了打印在窗外的自由的阳光。

　　世人心心念念的人生，那人生啊，多少人要立德、立功、立言，却只有庄子要无己、无功、无名，一切人生的伟大堂皇，不过是世人的一个执念，不过是一个虚构，彻底地归于无用和无中，诗的澄明之境便出现了。“我不是贤人，也不是悲情英雄/去不了浮华、乖张之气/我的人生仿佛虚构/在回忆里等你，如同等一辆街车”，“你说：长路漫漫无知己。我说：/每一个起点都是归途”（《我的人生仿佛虚构》），每一位中国诗人，都是庄周的知己，李白以大鹏自喻，苏轼的此心安处即吾乡，再到李永才的每一个起点都是归途，岂非都有让自己清空而入于变化的无限之境的自由。

　　不要执念于虚构的人生，不要执念于一个对象的寻找，返回虚空的自己，回忆，其实也就是不回忆，回忆消解世俗之物，回忆引向虚空无用之地，“我无心让陶氏的/三千亩菊花，种在向阳的南山/只想做一个金色的美梦/在一贫如洗的天空，让桃花盛开”（《我的人生仿佛虚构》），无心或无意，真可谓李永才之诗所要到达的至境，一切因任自然，所谓“金色的美梦”，却是相对于世俗之用的无用、赤贫和虚空，在那里，让桃花盛开，这只能是庄周之梦，是陶潜之梦，是李永才之梦，却难以成为世人之梦。

　　作者简介

何光顺，笔名蜀山牧人，文学博士、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广州青年作家协会理事，西安外事学院世界本原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广东省文化传播学会与状元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席。主要从事中国哲学、魏晋玄言诗学、文艺美学、当代诗歌批评等领域研究，在《哲学研究》《文学评论》《清华大学学报》《现代哲学》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有多篇学术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新华文摘》《高校社科学报文摘》全文转载或摘编。出版学术专著《玄响寻踪——魏晋玄言诗研究》1部，主编《南方诗选》《珠江诗派》《宋词三百首鉴赏辞典》等3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主持完成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1项，主持完成广州市社科基金项目1项，参与省部级和国家级课题4项。